新力量網絡的博弈是甚麼？

呂大樂認為，近年流行視政治為博弈，但在具體政治中有其「嚴重不足」，因為，政治不是策略與招式（所指的當指「5區辭職到泛民總辭」）而矣，而要講「實力」。

究竟呂大樂教授與他擔任主席的新力量網絡呼籲我們要怎樣培養實力呢？我看完全文也找不到，呂教授所講的博弈論出自何人他又沒有明言，找了半天，我反而在總監葉健文先生的文章中，找到了視政治為博弈的分析，實在令我有點意外。

博弈理論作為學術名詞，應該是指「Game Theory」，我於是查找過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博弈理論關心的是決策者的行為及決策，會受到其他決策略者的影響，這套分析是理性觀點，而不涉心理或社會學觀點的。

用這個定義去看，葉健文的＜重點在於建立互信基礎＞（《明報》，2009.11.20）可謂給我們一個博弈理論示範。

博奕理論，有幾個重要元素：局中人、策略、得失、策略次序、博奕均衡。

局中人，按葉健文就是北京政府與泛民。策略，按葉說，北京政府是不清楚的，不過，綜合葉健文全文，則有三種策略：
1. 在維持行政主導下讓香港於2017年實行普選；
2. 2017年高門檻的特首普選（文末所說的「偷換概念」）；
3. 拖延普選（即所謂「迴避、拖延、漠視」）。

至於泛民的策略，葉健文只提及一種，即談判以達共識；當然，文章暗示，如果不是這樣，則會陷入死局，換言之，第二種策略大概就是近日談得熱烈的「總辭公投」。

根據葉健文，北京政府的策略次序好像是：先是（1），然後是（2／3），不過，究竟葉健文如何會知道呢？至於泛民呢，葉健文很明顯傾向談判以達共識為優先。

最後亦是最重要的是博奕均衡，葉健文認為有兩種可能：
1. 協商共識，互動互信，2017年低門檻普選；
2. 對抗造成死局，2017年高門檻普選或無限延遲。

葉健文也非常清楚地指出，民主黨提出的三點原則：確定人大承諾的雙普選日期、訂下特首普選門檻要求、以至最終取消功能團體選舉等等，乃是正途，以達到（1）的均衡。

雖然葉健文沒有提及「博奕」二字，但我發現，用這些博奕概念非常適合簡要描述葉健文的分析，因為，葉健文的分析推論，正如博奕理論的最基本前設，就是一個不涉心理學因素與社會學因素的理性模式。不過，在葉健文的「博奕」包裝之下，又不得不靠一種奇特的心理學解釋北京政府的行為，因為，我們其實看不到為何泛民的策略（1），會理性地導致北京政府的策略（1），當中的理性考量是不清楚的。不妨擴展一下呂大樂的「實力」論：我們根本沒有「實力」迫北京政府做這樣的策略。不過，葉健文卻有另一種補充理論，即只有泛民採取談判求共識，才會使博奕的對手有「信心」，才會導致（1）的博奕均衡。

這個「信心」，對甚麼有「信心」，就是有「信心」繼續行政主導，可以把香港的政局控制在一個範圍內。因此，我們不妨把「信心」反過來看：只有我們要乖乖地在行政主導，在不挑戰北京權威下，我們才會有民主。

這個理性博奕與信心理論，說穿了，不過只是一套引導我們自我約束（self-discipline）的理論。

何來香港政治地形？－－批判方志恒

呂大樂提及「實證」，方志恒的＜政制向前走，需要沉默大多數＞，則引用「科學化」的民調描述香港的「政治地形」，以論證香港人對「激進」路線並不支持，因此，補選公投缺乏群眾基礎。這讓我想起五、六十年代德國著名的實證主義論爭，參與者包括阿多諾（Theodore Adorno）、波柏（Karl Popper）、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等。有這樣的爭論在前，呂與方兩位社會科學中人竟然可以這樣自在地大談「實證」，真令人大開眼界（我甚至懷疑兩位亦曾讀過這場爭論的文章）。

而且，批判及分析兩位的論述更有多一層的學術及政治價值，因為，這兩位新力量網絡成員打造一種「實證主義」，去服務新建制力量，跟阿多諾（Theodore Adorno）當日所批判的，形成有趣的對比。

阿多諾指出，戰後在歐美社會科學的經驗研究及實證主義，以科學之名，雄霸學界，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科技理性及行政權力的新知識基礎。大量經驗研究運用問卷調查方式，把主體化成客體（object），把主體經驗、實踐化約或物化（reify）為「反應」（reaction），再把這些個人的資料以統計方法，化成社會事實，再從中確立社會運轉的法則，由方法的客觀性混成社會客觀性（social objectivity），形成所謂有實證基礎的理論。

阿多諾用了一個顯淺例子說明。實證主義者要研究人們對音樂的美學體驗，會以問卷調查方式，把受訪者的回答及反應，分類成「古典音樂」品味與「流行音樂」品味等對象（或客體），再搜集受訪者其他資料，歸入其他範疇，像性別、階級等等，便有足夠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可是，這樣的操作，一早便把文化工業塑造的文化品味視作固有的，而沒有反過來看到，像音樂品味這樣的客體對象如何被客體化（objectification）的過程，這些過程完全被掩蓋。

我們只要看一下呂大樂如何把玩幾個概念，便看到市民的主體如何被物化，繼而被設想成「實證」的材料。首先，市民的主體或所謂「聲音」，中介成民意，即對某些預設好的立場的支持，再經過統計方法總計（aggregate）成「支持度」，再成為呂大樂口中的民主運動「實力」，或方志恒的「政治地形」。這完全是阿多諾所說的客體化。

阿多諾以為，把主體客體化是資本主義的科技管治手段，製造某種無矛盾現實，一種引導人接受的現實。然而，我們今天不必把阿多諾的概念硬搬進來，不過，倒可以順著他的概念來分析一下呂大樂與方志恒的論述與建制關係。

呂大樂定下「實證」標準，質疑支持公投的所謂「激進派」，卻不敢提出自己的「實證」答案。方志恒則大膽得多，提出他的「實證」答案。

一直以來，超過六成港人支持盡快實現雙普選，這個訴求在歷來的民意調查及立法會選舉中，可謂清晰明確、毋庸置疑。但六成民意支持普選的大方向，並不等於社會上就同樣有六成人支持民主派現在的政治路線及鬥爭策略：港大及中大的民調都多次顯示，民主派的「死硬支持者」，從來都不是社會主流，只佔整體巿民的二成多左右；反而自稱中間派及沒有特別政治立場的民眾，卻是社會大多數，人數超過六成。

所謂不是主流的「死硬支持者」是誰？民調其實沒有糟糕到去問市民你是否「死硬支持者」，用一個同情理解，就是認為要一個較快年份及不管人大常委決定的人。根據2004年港大民意調查指出，支持2007年（不是2012或2017！）普選特首的是6-7成，但到2007年時調查，則有4成人認為2012年要達到普選，2009年中大調查時，則不足4成。純從民調的數字看，我不太明白方志恒的「二成多」從何而來，不過，我不敢說他作假，因為，減少是事實，也是趨勢。

但有趣的是，方志恒把減少趨勢認定為「從來都不是社會主流」的「死硬支持者」，即使純從民調數字看也是不確的。而我更感興趣的是，不是他是否忠於民調數字，而是他如何去利用民調的趨勢去「確認」一個事實－－「自稱中間派及沒有特別政治立場的民眾，卻是社會大多數」。

不用甚麼複雜的分析，也知道這個趨勢的發生重要背景，正是在2003「七一遊行」及二十三條擱置後，北京政府及親北京政府中人不斷威嚇香港支持民主改革的人，打擊民主期望的過程。例如2004年的「愛國論」把普選扯上關係，當中尤以人大常委否決2007/08年普選更是確定，只有在這種壓迫下才出現所謂「死硬支持者」。

可是，這個過程方志恒不談，卻認定為一個「從來」的事實，「從來」的政治地形，實在是奇譚怪論。不要忘記，2007/08普選甚至在民建聯的黨綱出現，只是後來才刪去，如果「從來」真成立，那麼民建聯也是民主的「死硬支持者」。

故此，方志恒的「實證」答案，其實要去把一個不斷被壓迫及打擊政治期望的趨勢，一個因壓迫及打擊而造成的認命，轉成方志恒與呂大樂所說的「溫和」與「中間」，一種在香港長期甚至從來的民意。這與其是「民意」，倒不如說是建制派的期望或希望，過去一直以來，這種「溫和」與「中間」，建制派也不敢隨意確認為事實，倒是在呂大樂與方志恒的論述中，經過了他們的「實證」，變成了香港從來與獨特的政治地形！

敢問呂大樂，市民的位置在哪裡？

我本來對所謂「變相公投」不是很熱情，但也說不上反對。不過，我越來越看不過眼一些政治評論員質疑公投的口吻與論據，特別是呂大樂這一篇（《向市民負責的政治反對派》《明報》 2009-11-18，以以藍字顯示）。

現實政治之不同於一個牌局，在於並不是每一回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你來我往都只在於作勢、叫價。以博弈形式進行的政治交換只適用於某些狀况，到了重要關頭或觸及重要的利益或考慮的時候，參與其中的有關方面不再會無止境的叫價回價，而是總有關鍵的一刻，「醜婦終須見家翁」，底牌是要翻開來見人的。現實政治說到底是關於權力與實力，底牌（群眾支持）是基本因素。

「現實政治」關於權力，沒有人有異議，至於關於「實力」，則是很有趣的想法，所謂「實力」，原來就是「群眾支持」。「群眾」在「現實政治」裡，原來只是一種「支持」，一種對政治人物（不管是負責任還是不負責任）的「支持」或「實力」。全文對「群眾」這種界定，跟全文不斷強調「群眾」應有更重要角色的說法，恰好是自相矛盾。

關於港人普遍認同民主發展，這一點應該沒有太大爭議。一個纏繞香港社會政治發展20 多年的老問題，再加上九七之後這個死結愈纏愈緊，多少總能說服大家這個問題終須有一個了斷。但問題是前一種觀點從來沒有清楚交代最為重要的一點，這是就算在支持民主發展的大方向的群眾之中，究竟有幾多人會堅持某一個由泛民主導的方案，鬥爭到底，誓不罷休？這也就是問：究竟有多少市民真的認為在泛民那民主旗幟之下再沒有議價、妥協、讓步的空間？更直接的問：眾泛民議員們真的了解多數市民的共同底線嗎？至於後一種想法，除了同樣是對民眾的訴求存在一種主觀期望之外，更假設了叫價愈高便愈有群眾支持；實情是否如此，是一個實證的問題。

呂大樂提出的一堆問題，的確沒有清楚答案，但我懷疑有誰會清楚。但呂大樂卻信心十足地說，這是一個「實證問題」。這是指究竟有多少人支持某個方案，可以進行實證研究？到底是怎樣的的研究？是民意調查？還是其他甚麼？是否弄個民意調查支持公投便可公投呢？

就我個人的觀察，我並不認為上面的兩想法是建基於對民情的準確掌握。不過，正如上文所提到，這是一個實證的問題，我樂於接受一種有實證基礎的策略部署。我所反對的，是個別議員、政黨、什麼「政壇教父」、時事評論員、傳說中在背後發功的一些有強烈政見的人物，憑着他個人主觀意願去拋出一套談判策略，並將整個討論道德化（例如以防止中方逐個擊破泛民議員之名，而向他們逐一施加傳媒壓力，減少整個談判過程中妥協、轉彎的空間），再而令爭取民主的運動變為個別人士表達個人的政治道德及主張的一項社會活動。

如果有政治人物不知道有多少群眾支持自己的方案，即他說的「憑著他個人主觀意願」，便是不對，不對在哪裡呢？呂大樂其實沒有說清楚。而呂大樂真正在意或反對的是「整個討論道德化」，或變成個人政治道德及主張的表達，因此，他真正的在意的是，令某些人覺得好像沒有妥協與轉彎的空間。這些某些人又是誰呢？

在過去幾年裏，我們經常可以見到這一種十分「政治正確」的個人政治願望的表達，當中參與者所獲得的個人滿足感與成就感是相當明顯的。但作為市民的一分子，我卻從來不明白為什麼由他們坐在賭桌上享受博弈的樂趣，而市民大眾只站在後排，而且還往往要賠上賭本。這一種關係應該有所改變。今次關於政改的討論與談判，關乎市民大眾的利益，不應該由個別議員、政治人物全權代理。

呂大樂說了半天，都只是說群眾是一種政治領袖的「實力」或「支持（度）」，沒有說過市民大眾站在哪裡，或該如何站在前排，現在又突然說：「市民大眾只站在後排」，難道有「實證」調查群眾支持度，便能令群眾站不再站在「後排」？這實在是太神奇的「實證主義」。部份支持「變相公投」的人認為，公投是為了製造機會讓市民凝聚力量，向北京施壓，推動民主政制改革。你可以不同意他／她，但他／她至少提出了一個市民大眾所站的位置，呂大樂呢？

接著，更奇怪的概念出現了﹣﹣「賭本」。如果「五區總辭」是呂大樂所說的「賭桌上的博弈」，是支持總辭的反對派領導的賭博，那麼，市民的賭本是甚麼？若果失敗，市民賠上的到底是甚麼？這些問題我不清楚，呂大樂大概也不清楚，其實較清楚的是，總辭輸了，賠了本的該是參與總辭補選失敗的議員，以及他們的政黨，至於投票支持他們的市民，究竟賠了甚麼，我一時實在想不透，想請教呂教授。

我並非主張直接民主；現實上，我們不能不接受代議的安排。但正是因為有代議的安排，我們更需要提醒泛民：歸根究柢，他們是要向市民負責。可以想像，一定會有民選議員認為自己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早已取得明確授權，沒有必要重新認識民意。也可以想像，一定會有議員提出：大不了在辭職之後，若補選失敗，失了議席，他個人負責。我提出的意見是，在這個重要關頭，我們所講的負責並不只是一人做事一人當那麽簡單，而是對市民、社會負上責任。

我不會幻想呂大樂會主張直接民主，不過，我還是想問呂大樂，究竟他說泛民要向我們市民負的「責任」是甚麼？從前文後理，所指的責任是：市民選了你，你便不應辭職，該一直做到任期完結吧！按呂大樂說，這也是「社會」責任。那麼，民主派在民主運動上該有甚麼責任？在一個不民主的香港政制中，堅守議員位置是否就是很負責任呢？

所以，無論是提出5 區辭職還是總辭，如果旨在搞一次變相公投，那請提出一個合乎民主政治要求的標準——假如補選時沒有51%的投票率，而同時泛民候選人未能得到六成選票，那就基本上是一次失敗。同樣，如果決心發動群眾上街爭取民主，那就要動員三五十萬人參與行動。不要以發聲為理由，將薄弱的群眾基礎掩飾過去。示威不成變為示弱，這是社會運動導論的基本概念。為什麽要提出這樣高的要求？為什麼要給自己設定門檻？因為只有如此才能督促大家本着向市民大眾負責任的態度來進行民主鬥爭。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會小心衡量進退得失。

呂大樂為公投設下了這樣的一個勝敗標準：補選的51%投票率，候選人得六成選票。呂大樂要設這樣的標準，也無可厚非，不過，不知道為何會有「同樣」的動員標準：要發動群眾上街，就要動員三五十萬人參與行動。香港歴史以來，只有幾次超過三十萬人的遊行示威，這可是比他的公投勝敗標準更難啊！難怪呂大樂一早便沒有動員群眾上街，因為，他的「民主政治要求」實在很高。

不過，我倒很想問呂大樂，如果我們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達到他老人家所定的標準，我們該做甚麼？按他的道理，我們既不該公投，也不該發動群眾上街爭取民主，否則便成「示弱」。那麼，反對派該做甚麼去積累我們的「實力」？該怎樣做才是負責任？

這回政改討論並不是另一場政治博弈，更不應該是一場由一些政治人挪用市民的籌碼來豪玩的牌局。市民的聲音應有一個更重要的位置。

全篇文章我最同意是最後一句，「市民的聲音應有一個更重要的位置」。不過，我在呂大樂的文章中卻也看不到市民有何更重要的位置，除了是政治人物的「實力」。

最後，我有一個半題外話，呂大樂大聲疾呼泛民要當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反對派」，那麼，呂大樂當年作為創會黨員的匯點，究竟出了多少個「負責任的政治反對派」呢？張炳良？劉迺強？還是呂大樂自己？